城市的光輝與生命力，吸引著人們一代一代不斷前往。大部分的人們其實都不是來自本地，而是像旅人一樣，從這個城市，再換到下個城市，久了就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。
這是一個 1980 年代的巴黎故事，但即便放在同一時代、或現在的台北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，卻有著相似的故事。
離婚後，她的一切都要從頭開始
Elizabeth 剛離婚，和青春期的大女兒 Judith 與小兒子 Matthias 住在前夫留下的公寓裡。公寓的視野很好，是邊間，並且擁有兩面大大的落地窗，但她卻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自信，也失去了經濟來源。
她其實不算巴黎人，但很年輕就搬到巴黎來了，也算是個巴黎人。心理學畢業，做過秘書類的工作，之後也就在這生兒育女。她罹患過乳腺癌，失去了一個乳頭，婚姻也因此走不下去。中年的她少有工作經驗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工作，當天就被開除，因為忘了儲存檔案。但在沒有前夫贍養費的幫助之下，她得獨自擔負起撫養孩子們的責任，一時讓她實在不知如何是好。
於是，她鼓起勇氣寫信給自己常聽的深夜節目《夜旅人》。主持人聽到她離婚之後，就理解地點點頭說：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」她擔任了節目助理，接聽深夜 call-in ，讓人們上節目訴說自己的故事。她練習了幾次電話接聽流程，走在深夜的巴黎街上，終於露出了鬆了一口氣的笑容。
所有的故事都是平等的，城市的無情也是平等的
18 歲的年輕女孩 Talulah 走進錄音室，身上背著登山一樣的大包包，與捲舖的睡袋。她接受主持人的訪問，講出了自己的故事：居無定所，父母也不知去向。下班之後，Elizabeth 發現她坐在外面的長椅上，等待咖啡廳營業開門。
她問女孩：「那咖啡廳關了之後，你要去哪呢？」
Talulah 笑著說：「去完咖啡廳之後我再考慮吧。」微笑背後的無奈漂泊，透過稚嫩的聲音說出來，讓人發覺美麗城市的陌生與無情，並不會因為人們的年紀而手下留情。
成長便是讓父母走下神壇之後，懂得如何擁抱他們
子女長大後，從仰望父母，變成發現他們不過是凡人。那種讓父母走下神壇的過程，是成長不可避免的割裂。
女兒問 Elizabeth：「我看到爸爸了，對我來說他像白癡一樣，又迷信又反動，我根本沒法理解他了。你是怎麼忍受他的？你們曾經相愛嗎？」
「當然，我曾經愛過。」她輕輕地回應掩飾不了一絲感慨。
「但你們沒什麼共同點，不是嗎？」
「我們有你們啊。」她不加思索地回應。
父母也是小孩，像我們一樣惶惑地生活著
沒有得到贍養費的 Elizabeth，不好意思地向爸爸開口借錢。她羞愧地和爸爸說：「我真的很抱歉，爸爸。我會還給你的。」彷彿自己婚姻失敗，即便是親如父女，都讓她難以啟齒。爸爸說那一點也不重要。
她接過向爸爸借的詩集，說：「哎，我不知道鼓勵 Matthias 寫詩是不是對的。他真讓我煩惱，那麼內向的一個小孩。」
我們的父母也是別人的孩子，試圖做出最好的選擇，也試圖忍受沒有答案的迷惘。我們應該對他們寬容一點，因為他們也是我們。
台北的大，包容了不符成本效益的隱形需求
很難找到土生土長的純台北人，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留著一點台北的血液。即便是生長於台北，也都沾染了些外來者的氣息，只因這個城市充滿著流動的氛圍。巴黎也是如此。
台北的深夜咖啡館，為失眠、不想回家，或是其他原因逗留的人們，提供了歇腳處。就像以往整夜不休的敦南誠品，與打開收音機總會有的深夜廣播，服務著那些少少、偶爾出現、不符合成本效益的需求。
有時候，一個城市要夠大，才能造就這些沒有什麼人重視，但還會存在的事物，讓人們萬一想出來晃晃的時候，有個容身之處的選擇。
我們每天都在尋找歸屬感與漂泊感
城市裡的每一天，都令人既有歸屬感，又有漂泊感。
Elizabeth 感覺生活就像漩渦，她沒辦法和孩子說自己是如何生氣地打給前夫，又哭又罵，每次被語音信箱打斷，就再打過去。這樣的惶恐失落，Talulah 卻懂，因為她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，也不屬於一個地方。
離婚後的第一場約會，讓 Elizabeth 緊張得向同事借口紅。同事笑著對她說：「你很漂亮，你非常漂亮。」
這種普遍對於歸屬感的需求，是我們每個人的日常。
巴黎與台北的距離，藏在公寓裡、街頭上、旅人眼中
當 Talulah 和 Matthias 再度相遇時，他已不再是懵懂青澀的少年，她也不再是事事都知的少女了。時間讓一個人成長，也讓一個人倒退了，但這種差距的縮小，有時候卻矛盾地加速了彼此的分離。這也讓我們成為了城市的一份子，活出了旅人的意義。
視野很好的巴黎公寓，也許乘載著低谷的生活；狹小幽暗的台北租屋處，有時吐出光鮮亮麗的人們 —- 城市讓我們也成了變色龍，演著與場景不太搭嘎的戲碼。那些被人讚嘆的美麗夜景，其實都是旅人們遊走的痕跡。
要了解一個城市，便得了解夜景背後的人們，因為我們都是別人眼中的碎片和想像。